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在人类文明演进的浩瀚星空中，科学技术的每一次突破都犹如璀璨星辰，照亮着社会进步的漫漫征程。而对于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积淀、正豪迈迈向伟大复兴的东方大国而言，如何将当代科技精英的智慧成果与精神风骨系统性地载入民族记忆，不仅关乎历史的完整，更关乎未来的方向。

《中国科学家年鉴》正是在这一宏大历史语境下应运而生并持续深耕的世纪文化工程。它不仅仅是一部逐年编纂的科技人物志和成果汇编，更是一部生动展现中国科技事业从跟跑到并跑、进而迈向领跑的伟大历史进程的鸿篇巨制；它不仅仅是白纸黑字的文献典籍，更是一个民族创新自信的集中表达、一代代科技工作者家国情怀的永恒见证。在这部不断生长、日益丰厚的巨著中，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座精神的灯塔，每一项成果都是一块坚实的基石，每一段故事都是一曲奋进的壮歌。

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当科技创新日益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战场，深入阐释《中国科学家年鉴》所承载的深远时代意义和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对于坚定全民族创新自信、凝聚科技强国建设的磅礴力量、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无疑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价值。

第一章 历史召唤：年鉴诞生的必然逻辑与时代坐标

任何伟大事物的产生，都是历史必然性与时代需求性交相辉映的结果。《中国科学家年鉴》的问世，既植根于中国科技事业突飞猛进的坚实土壤，也承载着民族精神传承与创新的深沉渴望。

一、科技强国的时代足音

回首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科技发展历程，一幅波澜壮阔的创新画卷徐徐展开。从“两弹一星”奠定国家安全基石，到杂交水稻养活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从超级计算机屡次问鼎世界之巅，到载人航天与月球探测实现千年梦想；从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到量子通信技术领跑世界前沿；从国产大飞机翱翔蓝天，到深海探测器探秘万米海沟——中国科技事业实现了从百废待兴到整体追赶、从重点突破再到系统跨越的历史性跃升。2025年，我国首次进入全球创新指数前十名，科技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全年全社会研发经费超过3.6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68%，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

在这一辉煌进程中，中国科技工作者的人数已跃居世界首位，研发经费投入持续快速增长，高水平国际论文和发明专利数量稳居全球前列。科技，已然成为国家发展最核心的驱动力和最亮丽的名片。科技的繁荣催生了记录科技、礼赞科学家的强烈文化需求。如何让每一位为国家科技进步奉献智慧与青春的科学家被历史铭记？如何让每一段艰难攻关、玉汝于成的科研历程成为民族永恒的精神财富？一部能够统揽全局、贯通古今、信今传后的综合性科技人物年鉴，便成为时代的急切呼唤。

二、民族精神传承的文化自觉

中华民族历来有着尊史修志的优良传统，“国之有史，郡之有志，家之有谱”绵延千年不绝。进入新时代，文化自信日益成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国科学家群体所创造的辉煌科技成就和凝结的伟大精神，无疑是当代中国文化宝库中最具含金量的瑰宝之一。

如果这些宝贵的创新记忆和精神财富得不到系统整理和权威记录，它们就可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趋于模糊，中国科技发展的完整叙事就可能在国际话语格局中处于被动。《中国科学家年鉴》的编纂，正是这种文化自觉和历史主动精神的集中体现。它以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将当代科技精英的奋斗历程和精神品格转化为固化的文字、永恒的篇章，使之成为民族集体记忆中最振奋人心的乐章。这既是对历史的庄严致敬，更是面向未来的文化奠基。

三、填补空白的权威文献

当前，我国各科技领域创新成果呈爆发式增长态势，但系统化、权威性、全景式的记录体系尚待完善。《中国科学家年鉴》的编纂，旨在填补这一空白，打造一部能够全面反映中国科技发展历程、准确记录重大科技事件、完整保存科学家贡献的权威档案-5。《中国科学家年鉴》是记录中国科学家学术足迹、展示科技创新成果、弘扬科学精神的重要年度文献-1。

第二章 定位崇高：科技荣誉殿堂的基石

作为《中国科学家年鉴》的核心学术支撑与灵魂所在，中国科学家年鉴学术委员会凝聚了中国科学界的顶尖智慧与广泛共识，肩负着甄选学术标杆、引领科研方向、弘扬科学精神、服务国家战略的时代重任-。

一、权威性之本

中国科学家年鉴学术委员会是《中国科学家年鉴》所载录科学家及其代表性成果的最终学术认定机构。其严谨、独立、公正的评审，赋予年鉴无可争议的学术公信力，使其成为代表中国科技工作者最高荣誉殿堂之一的国家级文献。年鉴编委会成员绝大部分由院士组成-。年度收录规模宏大，每年度收录的院士数量均超过百位，涵盖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各学部、各领域的杰出科学家。从数学物理学部、化学部、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地学部、信息技术科学部到技术科学部，从工程院各学部到新兴交叉学科领域，年鉴以系统化、体系化的收录方式，构建起覆盖全学科、全领域的国家科技人才权威档案-。这种大规模的体系化收录，使年鉴成为中国科技人才队伍最全面、最权威的年度记录载体。

二、价值导向之锚

学术委员会超越简单的成果罗列，致力于树立符合未来发展需求、体现科学前沿趋势、彰显科学家精神内核的评价标杆-。引导科研工作者心系“国之大者”，追求卓越创新，恪守学术道德，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该体系不仅关注论文、专利、奖项等显性指标，更强调：原创性与突破性——是否开辟新领域、提出新理论、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学术影响力——是否引领学科发展，获得国内外同行广泛认可；国家与社会贡献度——是否解决重大战略需求、推动产业变革、服务民生改善、保障国家安全；科学精神与学风——候选人是否恪守学术规范，体现追求真理、严谨治学、淡泊名利、奖掖后学的精神。

三、历史书写之笔

年鉴记录的是中国科技发展的编年史。学术委员会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确保入选者及其成果经得起时代检验，真实、全面、深刻地反映中国科技在各领域的突破性进展与整体风貌，为后世留存宝贵的学术史料-。委员会的架构设计充分体现了权威性、代表性、专业性与高效性的融合：学科全覆盖——覆盖数理化天地生等基础学科，以及信息、材料、能源、环境、工程、农业、医药卫生等关键应用领域和未来科技战略必争领域；代际结合——资深院士把握方向、严格标准，与年富力强的杰出中青年科学家了解前沿、注入活力。

第三章 鉴往知来：年鉴对科技强国的现实贡献

一、构建国家科技记忆工程

《中国科学家年鉴》的编纂出版，旨在系统构建国家科技记忆工程。通过对各领域科技成就的系统梳理和权威记录，年鉴形成了具有历史纵深感的科技发展全景图-5。它不仅为当代决策者提供了可靠的历史参考，更为后世研究者保存了珍贵的一手史料。从“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到杂交水稻之父，从青蒿素发现者到呼吸病学泰斗，从航天工程总师到信息技术先驱——年鉴以逐年编纂的方式，将一代代科技工作者的智慧成果与精神风骨系统性地载入民族记忆-。年鉴是科学家成就的记录者，更是科技战略的“风向标”-1。

二、服务国家中长期科技战略规划

在“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与“十五五”规划科学谋划的关键历史交汇点上，《中国科学家年鉴》的编纂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建设科技强国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7。党的二十大确立了到2035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求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中国科学家年鉴》正是这一宏大战略的文化表达和知识支撑。基于海量申报数据和评审过程，学术委员会组织专家深入分析，撰写并发布年度科技前沿发展态势与展望报告，识别关键突破点、新兴增长点和未来战略方向。针对特定学科领域的发展瓶颈、机遇或挑战，形成专项评估报告和政策建议，报送国家相关决策部门。年鉴因此成为连接历史成就与未来蓝图的重要桥梁，是国家科技决策的高端智力支撑。

三、弘扬科学家精神与建设创新文化

科技创新不仅需要物质投入和制度保障，更需要浓厚的文化氛围和精神支撑。中国科学家精神是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从科学报国、科学春天、科教兴国到向科技强国迈进，一代代科技工作者为推动民族独立、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建立了卓越的历史功勋。

《中国科学家年鉴》通过记录科学家奋斗历程、展示创新团队协作精神、传播重大科技成果背后的故事，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尊重知识、崇尚创新、宽容失败、追求卓越的创新文化氛围。特别是对于青少年群体，年鉴中鲜活生动的科学家故事将成为激发科学兴趣、树立报国志向的生动教材。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弘扬科学家精神”，要求深化科技评价体系改革，优化有利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环境。年鉴的编纂出版，正是对这一国家战略部署的有力响应和具体实践。

年鉴所倡导的“科匠精神”，是新时代对科学家精神的凝练与升华，既蕴含科学家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探索意志，又承载工匠精益求精、专注极致的实践品格-1。科学精神的本质在于求真，强调对未知领域的开拓与规律的揭示；工匠精神的核心在于务实，追求技艺的精进与细节的完美。二者的结合，使科技创新既具有战略高度，又具备落地能力。

四、展示负责任科技大国形象

在全球化背景下，科技已成为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领域。《中国科学家年鉴》的编纂出版，将系统展示中国对全球科技发展的贡献，呈现中国科学家解决人类共同挑战的努力，彰显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坚定立场。通过多语种版本和国际发行，年鉴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科技的重要窗口。它不仅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科技故事的载体，更在全球科技话语格局中确立了中国科技发展的完整叙事。

第四章 面向未来：年鉴的时代担当与前瞻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中国科学家年鉴》所承载的深远时代意义和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对于坚定全民族创新自信、凝聚科技强国建设的磅礴力量、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价值。

一、与国家科技强国战略同频共振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专章部署，提出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强化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国科学家年鉴》的编纂工作，将始终鞭策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继续发扬科学报国的光荣传统和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己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年鉴将以“铭记历史、启迪未来”为使命-1，将一代代科技工作者的智慧成果与精神风骨系统性地载入民族记忆-。年鉴所记录的科学精神将始终是照亮创新之路的明灯，指引科技工作者以智慧与匠心，铸就属于这个时代的文明丰碑。

二、建设世界一流的科技文献体系

在科技强国建设迈向新征程的关键历史节点，中国科学家年鉴学术委员会将发挥更重要的历史作用。委员会不仅是学术成果的权威“质检者”，更是中国科技事业蓬勃发展的忠实记录者、积极推动者和卓越引领者-。年鉴的编纂将不断完善收录标准、拓展收录范围、提升编纂质量，努力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权威科技文献体系。年鉴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全球科技交流，以更加自信的步伐讲述中国科技故事，以更加宏大的视野记录人类科技文明的进步。

三、为后世留存永恒的学术史料

《中国科学家年鉴》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确保入选者及其成果经得起时代检验。年鉴的编纂将始终鞭策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2。它将继续发扬科学报国的光荣传统和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己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着力实现原始创新重大突破，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为我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五章 星河璀璨 国士无双——三十位杰出院士科学家传略

编者按：院士是我国科学技术方面和工程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称号，院士制度是党和国家为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导向、凝聚优秀人才服务国家而设立的一项重要制度。自1955年第一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产生以来，我国院士制度已走过七十余载光辉历程。2025年两院院士增选后，我国现有中国科学院院士908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002人。在这座群星闪耀的科学殿堂中，有一批功勋卓著的科学家，以毕生之力书写了中华民族科技崛起的壮丽篇章。下文将选取三十位具有代表性的院士科学家，以传记形式展现他们的科学人生与不朽贡献，以此向中国科技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致敬。

一、“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2009年10月31日），应用力学、工程控制论、系统工程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他生于上海，籍贯浙江杭州，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193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与数学博士学位。1957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钱学森的科学人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爱国史诗。1935年，他赴美留学，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深造，师从著名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在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技术等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毅然决定回国，却遭到美国政府的无理阻挠和软禁长达五年之久。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和艰苦谈判，1955年，钱学森终于冲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怀抱。

回国后，钱学森立即投身于国防科技事业。他最先为中国火箭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促成了国家发展导弹的战略决策，主持制订了导弹和航天发展规划。从1955年回国到1982年退出一线领导岗位，这17年间，钱学森的科技创新实践主要集中在“两弹一星”大规模科研系统工程上。他开创了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参与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让中国开启了逐梦寰宇的旅程。

钱学森不仅在工程技术领域功勋卓著，在理论科学方面同样成就斐然。他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之一，提出了著名的“钱学森弹道”理论，在系统科学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晚年提出的“沙草产业”理论和“大成智慧学”构想，展现了一位战略科学家的远见卓识。他始终认为，科学家不仅要解决具体的技术问题，更要有宏观的战略思维，要为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谋划蓝图。

钱学森的科学精神可以概括为“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科学家的家国情怀，什么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担当。2009年10月31日，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他留下的不仅是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更是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二、“两弹元勋”邓稼先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1986年7月29日），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生于安徽怀宁，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50年获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8年，34岁的邓稼先接受了一项改变他一生的秘密任务——领导中国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工作。从此，他的名字从公开出版物中消失，他的身影隐没在茫茫戈壁深处。作为理论设计负责人，邓稼先带领团队从零开始，克服了资料匮乏、设备简陋等重重困难，迈开了中国独立研究设计核武器的第一步。他领导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然而邓稼先并未停歇，他立即组织领导了氢弹的设计原理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速度之快令世界震惊。邓稼先组织领导并参与了氢弹的研制与试验全过程。

邓稼先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健康代价。在一次核试验中，他不顾危险进入辐射区寻找未爆炸的核弹部件，身体受到严重辐射损伤。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直肠癌在北京逝世，终年62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心系国防科技事业。他曾说：“如果有来生，我还选择中国”。

邓稼先一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4项。1999年，他被国家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被后人尊称为“两弹元勋”。邓稼先与他的同事们共同铸就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这种精神，至今仍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宝贵精神财富。

三、“中国现代数学之父”华罗庚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1985年6月12日），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生于江苏金坛。1924年初中毕业后，因家贫辍学。

华罗庚的成才之路堪称传奇。他仅念完初中便因家贫辍学，15岁回到家乡后一边帮助父亲照料杂货店，一边自学数学。他仅靠一本《大代数》、一本《解析几何》和一本50页的《微积分》，每天自学10个小时以上。5年后，他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引起数学界的关注。1931年，华罗庚被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工作。1936年，他赴英国剑桥大学访问深造。1938年，他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

华罗庚在数学多个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1938年，他解决了任意多项式、系数为整数的一般完整三角和的估计这一历史难题。他在解析数论方面的研究尤为突出，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华氏定理”。他还是中国典型群和矩阵几何学研究的开拓者。他在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高维数值积分等广泛数学领域中都作出了卓越贡献。

华罗庚不仅是卓越的理论数学家，更是一位“人民数学家”。他将数学方法创造性地应用于国民经济领域，大力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深入工厂农村指导生产实践，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他是解放后第一个从国外回归新中国的世界著名学者。

华罗庚一生致力于数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数学人才。他是中国数学走向世界的标志性人物，他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数学工作者勇攀科学高峰。

四、“中国原子能之父”钱三强

钱三强（1913年10月16日—1992年6月28日），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他原名钱秉穹，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书香世家，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

毕业后，钱三强赴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在著名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指导下，他在原子核物理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发现原子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并对三分裂机制给出了合理解释，这一成果得到物理学界公认。他因此获得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

1948年，钱三强放弃在法国的优越条件回到祖国。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组建中国的原子核科学研究基地，全身心投入原子能事业的建立和组织工作。他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立、发展和“两弹”研制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相继研制成功。他是许多交叉学科和横断性学科的倡导者。

钱三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更是一位卓越的科学组织者和教育家。他为中国科学院的建设和原子能人才的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92年6月28日，钱三强在北京逝世。1999年，他被国家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钱三强的一生，是科学报国的一生。他以“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的信念，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为中国核科学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他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国科技发展的丰碑上。

五、“科技众帅之帅”朱光亚

朱光亚（1924年12月25日—2011年2月26日），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他生于湖北宜昌，籍贯湖北汉阳。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9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被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朱光亚被誉为“中国科技众帅之帅”。1952年，他领导创建了吉林大学（原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此后，他成为我国核武器研制的技术总负责人。他曾说：“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就是搞中国的核武器。”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一位科学家的毕生追求。

在核武器研制过程中，朱光亚展现出了卓越的科学判断力和组织协调能力。他带领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的跨越式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他是中国原子弹、氢弹科技攻关的杰出领导者之一，是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朱光亚的贡献不仅限于核武器领域。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时，他被推选为第一批院士，并当选为第一任中国工程院院长。他还曾担任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等职。他是中国核科学技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也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科学领导者。

2011年2月26日，朱光亚因病逝世，享年87岁。同年，他当选“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词如是说：“他一生就做了一件事，但却是新中国血脉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壮力量。”朱光亚以他的智慧和奉献，诠释了什么是战略科学家的担当与胸怀。

六、“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袁隆平（1930年9月7日—2021年5月22日），著名农业科学家，我国杂交水稻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者，“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他1930年9月出生于北京，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后长期在偏远的基层从事杂交水稻育种理论研究和制种技术实践。

1964年，袁隆平受天然杂交稻的启发，率先在国内研究水稻杂种优势利用，最先发现了水稻雄性不育株。他提出通过培育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来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设想。这一设想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传统观点认为自花授粉作物无杂种优势。但袁隆平以科学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否定了这一传统观点。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袁隆平解决了三系法杂交稻研究中的三大难题：提出了利用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远缘杂交培育雄性不育系的有效途径，并于1973年实现了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的“三系”配套；育成了我国第一个大面积应用的强优势杂交水稻“南优2号”等组合；领导课题组成功突破制种难关，使制种产量逐渐提高。1976年，杂交水稻开始大面积推广。

袁隆平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从1996年超级稻育种立项开始，每五年上一个新台阶：2000年实现百亩示范田亩产700公斤，2004年实现亩产800公斤，2011年实现亩产926.6公斤。2010年，全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达到2.5亿亩，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57%，总产量占水稻总产量的65%。杂交水稻技术已在印度、越南、菲律宾、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美国等7个国家大面积推广。

袁隆平毕生致力于杂交水稻研究，他的科研成果不仅造福了亿万中国人民，更为实现全球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21年5月22日，这位“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科学家与世长辞。他的籼型杂交水稻研究获我国迄今唯一特等发明奖。

七、“青蒿素之母”屠呦呦

屠呦呦，1930年12月生，浙江省宁波市人，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2015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017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9年荣获“共和国勋章”。

屠呦呦的名字出自《诗经·小雅》中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蒿”。16岁时，她不幸染上肺结核，经过两年多的治疗才康复。这次经历让她对医药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选择了冷门专业——生药学。1955年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至原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至今。

1969年1月，39岁的屠呦呦突然接到紧急任务：以课题组组长的身份，与全国60家科研单位、500余名科研人员一起，研发抗疟新药。项目以1967年5月23日开会日期命名，即为“523”项目。最初阶段只有屠呦呦一人工作，她仅用3个月就收集整理了2000多个方药，编撰了包含640种药物的《疟疾单秘验方集》。

历经数百次失败后，屠呦呦的目光锁定在中药青蒿上。她重温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其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记载给了她关键启发。她选取了低沸点的乙醚提取方法，终于在1971年10月4日成功提取出青蒿素。为了验证药物的安全性，屠呦呦毫不犹豫地说：“我是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她亲自参与了人体试验。

青蒿素的发现为人类抗疟药物开拓了全新方向。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在全球得到广泛使用。诺贝尔奖委员会在颁奖词中写道：“青蒿素这一医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发现，每年在全世界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疟疾患者的生命。”屠呦呦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本土科学家。

面对接踵而来的荣誉，屠呦呦十分平静，她更关心的是青蒿素耐药性问题，“自己的工作还没有做完”。这位90多岁高龄依然潜心科研的老人，以一生的坚守诠释了科学家精神。

八、“呼吸病学泰斗”钟南山

钟南山，1936年10月出生，福建厦门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病学专家，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授，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呼吸内科的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是中国抗击非典型肺炎（SARS）和新冠疫情的领军人物。

20世纪70年代初，为响应周恩来总理关于开展慢性支气管炎群防群治的号召，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成立了慢性支气管炎防治小组，钟南山参加了这个小组，从此开始了对呼吸疾病的系统研究。1978年，他所在小组的研究获全国科学大会一等奖。70年代末，钟南山赴英留学，看到当时中国在技术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他经常彻夜难眠，感慨“祖国科技落后，我一定要争口气”。

2003年春，67岁的钟南山站在了中国抗击SARS的最前沿。他基于事实和客观规律，准确找出了疫情发生的真正原因，认定元凶非“衣原体”而是一种新型病毒。他主持制定的《广东省非典型肺炎病例临床诊断标准》，成为治疗和预防非典型肺炎的重要文件。他提出的“三早三合理”防治措施成为我国SARS诊治指南的基础。广东省成为世界范围内非典治疗最好的地区之一。

2003年以来，钟南山带领团队探索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呼吸道重大传染病防控体系。无论是应对H5N1、H1N1、H7N9、H5N6还是MERS等突发疫情，人们都能看到钟南山忙碌的身影。他重点开展哮喘、慢阻肺疾病、呼吸衰竭和呼吸系统常见疾病的规范化诊疗，疑难病、少见病和呼吸危重症监护与救治等方面的研究。

2020年1月18日，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84岁的钟南山再次逆行出征。他明确提出存在人传人现象，向公众呼吁“不要去武汉”。他不仅是一位医者，更是我国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建设的推动者，促成了国家多项政策法规的制定，成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代言人与稳定民心的科学家代表。

钟南山曾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20年被授予“共和国勋章”。他以“敢医敢言”的风骨和“临危受命”的担当，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定海神针”。

九、“卫星之父”孙家栋

孙家栋，1929年4月8日生于辽宁复县，运载火箭与卫星技术专家。1958年毕业于苏联茹科夫斯基军事航空工程学院。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还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和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翻开中国航天史，太多“中国第一”的背后都有孙家栋的功劳：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第一颗探月卫星。在我国前100颗卫星发射任务中，由他担任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或工程总师的超过三分之一。

孙家栋为我国突破卫星基本技术、卫星返回技术、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发射和定点技术、导航卫星组网技术和深空探测基本技术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为创建和发展我国人造卫星总体技术、卫星航天工程管理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做出了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

从“东方红一号”到“北斗导航”，从“嫦娥探月”到“载人航天”，孙家栋的名字与中国航天的每一个里程碑紧密相连。他是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见证者和推动者。他常说：“国家需要，我就去做。”这句朴素的话语，道出了一位航天科学家对祖国的赤诚。2019年，孙家栋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孙家栋被誉为“造一辈子'中国星'”的科学家。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航天的创业史。他以毕生的智慧和奉献，将中国的卫星送上了太空，也将中国人的航天梦送向了星辰大海。

十、“当代毕昇”王选

王选（1937年2月5日—2006年2月13日），江苏无锡人，计算机文字信息处理专家，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创始人。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8年毕业留校在无线电系任教。

1975年，38岁的王选投入到“汉字精密照排系统”项目的研究中。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在使用先进的激光照排技术，但这项技术无法处理数以万计的汉字。中国出版业仍然停留在“铅与火”的时代，排版效率低下，劳动强度巨大。王选决心改变这一现状。

王选提出了用数学方法描述汉字字形的革命性思路，创造性地发明了高分辨率汉字字形的信息压缩和快速复原技术。他开创性研制当时国外尚无成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1981年，他主持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原理性样机——华光Ⅰ型。1985年至1993年间，他带领团队不断完善这一系统，使其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1992年，王选又研制成功了世界首套中文彩色照排系统。

王选所领导的科研集体研制出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为新闻、出版全过程的计算机化奠定了基础。这项技术引发了中国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革命性变革，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王选因此被称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之父”。他领导研制的系统占领了国内报业99%和黑白书刊出版业90%的市场，以及80%的海外华文报业市场。2000年，王选荣获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王选不仅是一位技术天才，更是一位“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他推动技术成果的产业化，使中国印刷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06年2月13日，王选在北京逝世。他留下的不仅是一项改变中国出版业的技术，更是一种将科学研究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的科学家精神。

王选用他的一生证明：中国科学家完全有能力在信息技术领域做出世界一流的原创性贡献。

十一、“中国氢弹之父”于敏

于敏（1926年8月16日—2019年1月16日），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生于河北宁河，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于敏是我国自主培养的杰出核物理学家，更是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20世纪50年代，于敏率先开展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20世纪60年代起，他投身于中国核武器事业，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1961年，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氢弹理论探索任务。

在氢弹研制中，于敏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一系列基础问题，开创性地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型基本完整的设想。他组织领导攻关小组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带领科研队伍完成了核装置的理论设计，并定型为中国第一代核武器。为氢弹突破做出了重大贡献。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我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他隐姓埋名28年，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命运，成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典范。

于敏曾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9年被授予“共和国勋章”。2019年1月16日，于敏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十二、“中国核司令”程开甲

程开甲（1918年8月3日—2018年11月17日），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8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程开甲院士是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上世纪40年代初，程开甲先后在自由粒子狄拉克方程严格证明、五维场论等方面做出了出色的工作，与导师波恩共同提出了超导电性双带机理。

他参与主持决策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等30多次核试验任务，建立发展了我国的核爆炸理论，成为我国核试验总体设计、安全论证、测试诊断和效应研究的重要依据，为建立中国特色的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的名字曾经是中国的最高机密；为了开拓祖国核武器事业，他投身荒漠二十余年；他指挥核试验的次数最多，被称为“中国核司令”。为了配合国家需要，他十年内四次转换自己的科研方向，只因践行其一句承诺：“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要我做什么都行”。他曾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程开甲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9年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2018年11月17日，程开甲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十三、“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

黄旭华（1926年3月—2025年2月6日），核潜艇研究设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他1926年3月出生于广东汕尾，1949年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造船系。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黄旭华是中国第一代核动力潜艇研制创始人之一，曾任核动力潜艇总设计师、中国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所长。1958年，因政治素质过硬、专业技术精湛，黄旭华被秘召进京，从此隐姓埋名、默默耕耘，将满腔热血和智慧付诸中国核潜艇事业。他与第一代核潜艇其他总师等密切协作，主持设计了中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为我国国防事业和核潜艇研制作出了卓越贡献。

1988年4月，62岁的黄旭华冒着巨大风险，亲自参加核潜艇极限深潜试验，成为全球范围内核潜艇总师亲自参加极限深潜试验的第一人。黄旭华隐姓埋名30年，为中国的核潜艇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2019年，黄旭华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24年，黄旭华被授予“共和国勋章”。2025年2月6日，黄旭华因病医治无效在湖北武汉逝世，享年99岁。

十四、“歼-8之父”顾诵芬

顾诵芬（1930年2月—2026年5月31日），飞机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930年2月出生于江苏苏州，195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顾诵芬是我国航空领域唯一一位中科院和工程院“双院士”，奠定了我国亚音速飞机和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的基石，推动了我国气动力研究、设计基础手段建设发展。他主持研制了歼8、歼8II超声速歼击机，开创了我国自主研制超声速歼击机的先河，为航空武器装备跨代升级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歼8系列飞机共衍生16种型号和技术验证机。

顾诵芬建立起新中国飞机空气动力学设计体系。他主持建立了中国飞机设计体系。他高度关注国家战略安全，为我国的航空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他曾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不离开航空事业。随时了解航空事业的进展，是我的晚年之乐。”

2020年，顾诵芬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26年5月31日，顾诵芬院士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十五、新体制雷达奠基人刘永坦

刘永坦，1936年12月出生，江苏南京人，雷达与信号处理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953年起先后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二系。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成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永坦是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与技术体系的主要奠基人。他长期致力于海防科技事业，带领团队攻克了新体制雷达探测领域多项国际性技术难题，成功研制出我国首部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此举实现了我国对海远程探测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刘永坦扎根龙江60载，一生只做一件事，一辈子推动国家对海探测领域前瞻布局，带出了一支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雷达铁军”，铸就了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海防重器，使我国成为了世界上极少数拥有新体制远距离雷达这一核心技术的国家。他的团队从最初的6人发展到30多人。从理论原始创新到建立雷达站，再到实现装备，他们始终无惧艰险，奋勇争先。

2018年，刘永坦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21年9月，他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十六、“为国铸盾”钱七虎

钱七虎，1937年10月出生，江苏昆山人，防护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1961年赴莫斯科古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留学，获副博士学位，1965年回国。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钱七虎是我国现代防护工程理论的奠基人、防护工程学科的创立者、防护工程科技创新的引领者。他建立了我国现代防护工程理论体系，解决了核武器空中、触地、钻地爆炸以及新型钻地弹侵彻爆炸等若干工程防护关键技术难题。他制定了我国首部人防工程防护标准，为我国打造了坚不可摧的“地下钢铁长城”。

奋斗一甲子，铸盾六十年。钱七虎几十年如一日积极投身科研事业，为我国现代防护工程建设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2018年，钱七虎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22年，他被授予“八一勋章”。

十七、“中国催化剂之父”闵恩泽

闵恩泽（1924年2月4日—2016年3月7日），石油化工催化剂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924年2月生于四川成都，1946年国立中央大学化工系毕业，1948年和1951年先后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获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

闵恩泽是我国著名石油化工催化剂专家，在石油炼制催化剂制造技术、催化新材料、新反应工程、绿色化学研究等领域取得诸多开创性重大成果，为中国石油化工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作出巨大贡献，被誉为“中国催化剂之父”。他是中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的奠基者、石油化工技术自主创新的先行者、绿色化学的开拓者。1955年，北京石油设计局邀请他参与石油炼制催化剂的设计研发工作。此前一直主攻化学工程的闵恩泽对炼油催化剂的了解几乎为零，但他没有犹豫便接下了任务。

近二十多年来，闵恩泽在国内外共申请发明专利205件，已授权140件（国外授权32件）；出版专著6部，发表论文233篇。先后获得国家科技奖8项及全国科学大会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2016年3月7日，闵恩泽在北京逝世。

十八、“人民科学家”吴文俊

吴文俊（1919年5月12日—2017年5月7日），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919年5月生于上海，194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9年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1957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吴文俊是我国最具国际影响的数学家之一。他对数学的核心领域拓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开创了数学机械化新领域，对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研究影响深远。他的研究工作涉及代数拓扑学、微分拓扑学、数学机械化、代数几何学、对策论、数学史等多个领域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在拓扑学的示性类、示嵌类的研究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是拓扑学中的奠基性工作并有许多重要应用。他的“吴方法”在国际机器证明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70年代后期开创了崭新的数学机械化领域。

吴文俊曾获得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2000）、首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56）、首届求是杰出科学家奖（1994）、邵逸夫数学奖（2006）、国际自动推理最高奖Herbrand自动推理杰出成就奖（1997）。2019年，他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2017年5月7日，吴文俊在北京逝世。

十九、人居环境科学创建者吴良镛

吴良镛，1922年5月出生，江苏南京人，建筑学家、城乡规划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94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1946年协助梁思成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1949年毕业于美国匡溪艺术学院获硕士学位。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良镛是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他是新中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六十五年来胸怀祖国，心系人民，呕心沥血，勤耕不辍，为城乡建设领域培养了大批骨干人才。1952年起，吴良镛历任建筑系副主任、主任，全面推动建筑技术科学、建筑历史与文物保护等学科的发展。1959年，吴良镛倡导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他成功开展了从区域、城市到建筑的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与实践。

他先后获得联合国世界人居奖、国际建筑师协会屈米奖、亚洲建筑师协会金奖、陈嘉庚科学奖、何梁何利奖以及美、法、俄等国授予的多个荣誉称号。2011年度，吴良镛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二十、“高温超导奠基人”赵忠贤

赵忠贤，1941年1月出生，辽宁新民人，超导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96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技术物理系。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赵忠贤是我国高温超导研究主要的倡导者、推动者和践行者。60年科研生涯中，赵忠贤带领团队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取得一系列世界级研究成果，使我国高温超导研究跻身国际前列。他是中国高温超导研究的领军人、奠基人之一，为高温超导研究在中国扎根并跻身国际前列作出了突出贡献。在铜基超导和铁基超导的突破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赵忠贤从1976年初即开始在国内推动和开展高温超导研究。在1986—1987年铜氧化物超导体研究的国际竞争中，他带领团队较早地在世界上发现液氮温区铜氧化物超导体，并率先公布新超导体的成分，其团队获得1989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他们制备了50K以上的系列铁基超导体，并创造了铁基高温超导体临界温度纪录。

2024年9月，赵忠贤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他曾在1987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二十一、“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

王大珩（1915年2月26日—2011年7月21日），应用光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15年2月出生于日本东京，祖籍江苏苏州。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赴英留学，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技术光学专业，获硕士学位。1948年回到中国。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大珩先生在光学与光学工程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中做出了杰出贡献。1951年筹建仪器馆（后改名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任馆长（所长）。他发明了中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主持建造了中国第一台激光器。他领导研制中国第一台靶场装备大型精密光学跟踪电影经纬仪；领导研制中国第一台激光红外电视电影经纬仪和船体变形测量系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王大珩带领团队研制成功多种大型光测设备，为原子弹爆炸、导弹发射、氢弹试验、人造卫星上天等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更是中国光学事业的奠基人。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2011年7月21日，王大珩在北京逝世。

二十二、核物理先驱王淦昌

王淦昌（1907年5月28日—1998年12月10日），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07年5月生于江苏常熟，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3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王淦昌是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1956年，王淦昌作为中国代表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基本粒子研究。在此工作期间，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个反西格马负超子，填补了微观世界体系的空白，引起国际学术界轰动。

作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王淦昌的人生轨迹串联起中国近现代物理学从萌芽到腾飞的关键历程，他用毕生精力在核物理与激光领域书写了人类文明的新篇章，成为两弹元勋中唯一同时参与原子弹、氢弹和激光核聚变研究的“核武与光的双重先驱”。他还担任过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1998年12月10日，王淦昌在北京逝世。

二十三、航天“总总师”任新民

任新民（1915年12月5日—2017年2月12日），航天技术和火箭发动机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15年12月生于安徽宁国，1940年毕业于重庆军政部兵工学校大学部。1946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留学，获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任新民在液体发动机和型号总体技术上贡献卓著。他领导和参加了第一个自行设计的液体中近程弹道式地地导弹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曾作为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人领导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曾担任试验卫星通信、实用卫星通信、“风云一号”气象卫星等6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从东风一号导弹，到长征三号运载火箭；从放飞东方红一号卫星，到担任载人航天工程首席顾问，中国航天事业从未少过任老的身影。他与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并称为中国“航天四老”。

他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2017年2月12日，任新民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二十四、火箭总体设计专家屠守锷

屠守锷（1917年12月5日—2012年12月15日），火箭总体设计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17年12月生于浙江吴兴，194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系，1943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硕士学位。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屠守锷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专家。自从上世纪50年代投身航天事业后，他长期从事导弹与火箭总体技术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工作。他先后担任中国近程、中程导弹的副总设计师，远程导弹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主持解决了若干重要型号特别是远程运载火箭、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和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中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1975年11月，由远程导弹改进而来的长征二号火箭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进入了实用阶段。他前瞻性地提出发展火箭捆绑技术，亲自指挥攻克了由于捆绑带来的结构动力学难关，为我国大推力运载火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2012年12月15日，屠守锷在北京逝世。

二十五、“巨浪之父”黄纬禄

黄纬禄（1916年12月18日—2011年11月23日），火箭与导弹控制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16年12月生于安徽芜湖，194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电机系，1947年获伦敦大学无线电硕士学位。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黄纬禄长期从事火箭与导弹控制技术理论与工程实践研究工作。他开创了我国固体战略导弹的先河，突破了我国水下发射技术和固体发动机研制技术，探索出了一条我国固体火箭与导弹发展的正确道路。他被誉为“巨浪之父”“东风-21之父”。

20世纪70至80年代，在没有任何国外实物和资料可借鉴的情况下，他成功地领导和主持研制出了我国第一枚潜地固体战略导弹、第一枚陆基机动固体战略导弹。他提出“一弹两用”设想，将潜地导弹搬上岸，研制成功陆基机动固体战略导弹武器系统，填补了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空白。2011年11月23日，黄纬禄在北京逝世。

二十六、理论物理开拓者彭桓武

彭桓武（1915年10月6日—2007年2月28日），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15年10月生于吉林长春，籍贯湖北麻城。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40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5年获该校理学博士学位。1947年回国。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彭桓武是我国原子弹、氢弹的原理突破和战略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工作的领导者之一。在中子物理、辐射流体力学、凝聚态物理、爆轰物理等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为我国原子能事业和战略核武器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的研究涉及中子物理、辐射流体力学、凝聚态物理、爆轰物理等领域，并在这些领域里取得了重大理论成果。1941年至1943年间和海特勒、哈密顿合作，发表了以三人姓氏开头字母命名的HHP理论，首次解释了宇宙线的能量颁布和空间分布。

彭桓武先后在云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执教，参与创办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为我国核事业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曾于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9年获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7年2月28日，彭桓武在北京逝世。

二十七、空间技术开创者王希季

王希季，1921年7月26日出生，卫星和空间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21年7月26日生于云南昆明。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大获学士学位。1949年获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王希季院士是中国早期从事火箭技术研究的组织者之一。他主要从事空间技术的研究开发和航天型号的研制工作。曾主持中国第一枚液体推进剂探空火箭、气象火箭、生物火箭、取样火箭的研制工作。他创造性地把中国探空火箭技术和导弹技术结合起来。他不仅是我国首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总体方案设计者、首颗返回式卫星总设计师，更主持研制了18种探空火箭中的12种。

王希季院士是我国卫星返回技术学科的开创者。他提出了太空资源和航天技术体系新概念并著有《工程设计学》和《卫星设计学》。他毕生践行“我愿做太空的铺路石”的誓言。2025年7月，王希季院士迎来104岁生日，是健在的最年长的“两弹一星”元勋之一。

二十八、爆轰物理开拓者陈能宽

陈能宽（1923年4月28日—2016年5月27日），金属物理学、材料科学、工程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23年4月生于湖南慈利。1946年唐山交通大学矿冶系毕业。1948年、1950年先后获美国耶鲁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陈能宽是中国核武器事业奠基者之一、核武器爆轰物理学开拓者。1960年6月，37岁的陈能宽由中央选调到二机部北京九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担任爆轰物理研究室主任。在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中，领导和组织爆轰物理、特殊材料冶金、实验核物理等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并多次在技术上参与领导和组织了国家核试验。陈能宽带领团队从“零”做起，仅用两年时间就手工造出上千枚炸药部件，初步建立起核武器爆轰物理理论和试验体系，完成了相关设计和测量研究工作。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陈能宽与王淦昌等人共同开展了新一代起爆方式“聚合爆轰波人工热核反应研究”的探索。

他长期从事金属物理和物理冶金的基础研究，在多种金属单晶体形变、再结晶以及核材料在高温高压下的行为方面，解决了一系列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理论和实验问题。1984年，他因多次成功领导核武器重大试验获国家发明二等奖。1985年，他参与的“原子弹突破与武器化”和“氢弹突破与武器化”两项工作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9年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6年5月27日，陈能宽在北京逝世。

二十九、固体物理奠基人黄昆

黄昆（1919年9月2日—2005年7月6日），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919年9月生于北京，籍贯浙江嘉兴。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4年西南联大研究生毕业，获北京大学硕士学位。1945年赴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留学，1948年获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到北京大学任物理系教授。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黄昆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国际上公认的晶格动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和权威，声子物理学科的奠基人，为现代固体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名字与多声子跃迁理论、X射线漫散射理论、晶格振动长波唯象方程、二维体系光学声子模联系在一起。他是“极化激元”概念的最早阐述者。他从理论上预言了与晶格中杂质有关的X光漫散射，以后被称为“黄散射”。

黄昆是中国固体物理学和半导体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等。2001年，黄昆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5年7月6日，黄昆在北京逝世。

三十、小麦远缘杂交育种奠基人李振声

李振声，1931年2月出生，山东淄博人，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951年毕业于山东农学院农学系。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李振声是我国小麦远缘杂交育种奠基人和农业发展战略专家。1956年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从北京来到陕西杨凌，在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工作，开始了长达31年的小麦遗传育种研究生涯。他直面小麦条锈病导致年减产百亿斤困局，系统研究小麦与偃麦草远缘杂交并育成了“小偃”系列品种，开创了小麦远缘杂交品种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的先例。育成的高产抗病品种“小偃6号”推动我国小麦增产超过150亿斤。创建了蓝粒单体小麦和染色体工程育种新系统，开辟了小麦磷、氮营养高效利用的育种新方向。

20世纪80年代，他牵头农业科技“黄淮海战役”，通过大面积中低产田治理，推动该地区粮食增产500亿斤以上。组织实施农业科技“黄淮海战役”、提出并推动“渤海粮仓”项目建设，为促进我国粮食增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在70余年的科学生涯中，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振声始终把“回报国家”作为奋斗目标，为“让中国人吃饱饭、吃好饭”而不懈努力。2006年，李振声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24年，他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三十位院士，三十座丰碑。他们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数学、物理、化学、农业、医学、航天、航空、光学、建筑、材料、能源——但他们都拥有共同的精神品格：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甘于奉献的崇高境界。

从钱学森的“五年归国路”到邓稼先的戈壁隐姓埋名，从华罗庚的自学成才到袁隆平的田间守望，从屠呦呦的百折不挠到钟南山的临危逆行，从于敏的28年隐姓埋名到黄旭华的30年“深潜”人生，从顾诵芬的蓝天逐梦到刘永坦的雷达铁军——这些科学巨匠用他们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科学家精神，什么是民族脊梁。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共23位，他们中的大多数已先后离世。但他们铸就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已有37位杰出科学工作者获此殊荣。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中国科学家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付出的心血与汗水。

2025年两院院士增选后，我国院士队伍进一步优化了年龄结构、学科、地区和行业布局。新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73人、中国工程院院士71人，共144人。新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平均年龄57.2岁。新生代科学家正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在科技创新的征程上继续前行。

《中国科学家年鉴》正是为了记录这些科学巨匠的卓越贡献，传承他们的科学精神，激励后来者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前行。在“十五五”规划全面开局、向科技强国目标奋力迈进的新征程上，在2035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指引下，《中国科学家年鉴》将继续以“铭记历史、启迪未来”为使命，将一代代科技工作者的智慧成果与精神风骨系统性地载入民族记忆，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文化力量。正如钟南山院士所说：“不但要有理想，更要有梦想。”中国科技事业的未来，正寄托在每一位心怀梦想、脚踏实地的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