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觉得，房县这座城，是从《诗经》的句读里长出来的。它不是长在纸上，是长在马栏河的水汽里，长在西关印象被脚步磨出包浆的青石板上，长在每个房县人开口说话时那一点不易察觉的古音里。

三千年前，有位叫尹吉甫的采诗者从这里出发，把农人的歌谣、女子的浅吟、林间鸟兽的私语收进一部经典；三千年后，那些声音没有消散，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落在街巷的名字里，落在公园的花木间，落在一座城寻常日子的呼吸中。

清晨，河面的薄雾还没有散尽，芦苇在风里轻轻俯身，那姿态和“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之间，只隔着一层将透未透的晨光。白鹭从水心的小洲上掠起，翅膀在初升的日头里闪了一下，又落进对岸的柳荫深处。城已经醒了。吉甫路的口袋公园里，打太极的老人把手臂缓缓推出去，像在推开一扇看不见的门；农贸市场那边飘来早点铺子的热气，混着黄酒坊里隐约的甜香，把一座城从残梦里一寸一寸地暖透。

我在这座城里生活了很多年，也有幸参与了精神文明建设和文明城市创建的工作。常有人问我，文明城市创建到底是什么？我无法准确的定义，但每每此时总会想起一位老人坐在改造后小区长椅上的那句话:“住了二十年，出门就是小公园，停车也方便，感觉搬了新家。”一个“家”字，把创建的全部秘密都装了进去。文明不是从外面搬进来的，它是把一座城重新收拾成一个家的样子，让住在里面的人觉得自己是主人，而非过客。

叩门问暖:抚平寻常日子的褶皱

房县古称房陵，“纵横千里、山林四塞、其固高陵、有如房室”。这个名字里带着一种被群山抱在怀里的安稳。可安稳的日子过久了，人容易对身边那些“不对劲”的地方生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忍耐。早些年走过一些老旧小区，外墙的皮一块一块地往下掉；下雨天，住户垫着砖头跳着脚走；楼道里的电线缠成一团，黑黢黢地挂在半空。农贸市场的顶棚漏雨，地上湿滑，光线暗得让人挑菜都得眯起眼睛。这些事在文件里叫“民生短板”，落在老百姓的日子里，就是一块硌脚的石子，走一步，疼一下。

那些堵心的事，坐在办公室里是找不全的。有一阵子，我们搞“足印社区·户户走到”，干部两个人一组，挨家挨户敲门，发问卷，听牢骚。有时候坐在人家客厅里，一杯茶没喝完，听了一肚子怨言。有人说加装电梯，有人说停车位，有人指着楼下那块荒了多年的空地说，能不能给老人们留个坐的地方。这些话听起来零碎，可每一句都连着一家人实实在在的日子。群众的呼声不在汇报材料里，就在那些最家常的抱怨里，在一杯热茶渐渐凉下去的时间里。

《诗经·大雅》里有一句:“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老百姓太劳苦了，该让他们稍稍得到安乐。三千年前的召穆公写下这句话劝谏周厉王；三千年后的我们敲开一户一户的门，做的事其实一脉相承:把那些让日子“劳止”的堵点找出来，一个一个地疏通开。实验小学家属院的王大爷，以前最怕下雨。路面坑坑洼洼，积水漫过脚面，出一趟门回来裤脚湿半截。后来小区改造，路平了，灯亮了，电梯也装上了。他说起这些变化的时候，脸上有一种很安静的笑，那种笑不是对着镜头摆出来的，是从皱纹里自己渗出来的。三百多个小区改造，九十二部加装电梯，一万三千八百多户居民受益。这些数字在纸上是一行一行的成绩，在王大爷那里，是下楼不用再扶着栏杆歇三次的松快，是拎着菜篮子抬头就能看见电梯门开着的踏实。

“把群众身边事当成天大的事”，这句话的重量不在“天大的事”，而是在“身边”。出门那条路平不平，常去的市场干不干净，傍晚散步的街角有没有一盏亮着的灯——这些小事摞在一起，就是一座城的良心。明代薛纲途经房陵时写过“山外青山关外关，重重天险倦跻攀”，古人眼里的房陵是险峻的，行路是难的。可今天，一个住在北关社区的老人下楼走几步，就能坐进口袋公园的长椅里听鸟叫。他不需要“跻攀”什么天险，他只需要脚下的路是平的，身边的椅子是稳的。这就是一座城最朴素也最结实的温柔。

烟火可亲:在红尘市井里看见在乎

光有平与稳还不够。一座城要让人舒心，还得让人从它的眼神里看见在乎。

宋代陈造写《房陵十首》，专记这方水土的市井风俗、农事烟火。其中有一句“似闻仙伯厌乘龙，常混红尘市井中”。仙人厌倦了乘龙升天，宁愿混迹在红尘市井里——这大概是古人对一座城最高的赞美:它的日常本身就值得停留。

农贸市场改造这件事我参与得深切，不是因为它是指标，是因为它太“日常”了。一个主妇，一个退休工人，一天的日子常常是从菜市场开始的。过去城关镇那几个市场，“买菜难、卖菜难、管理难”，顶棚破旧漏雨，地上湿滑，买个菜得侧着身子走。改造之后，老城、东关、联观社区四千多平方米的市场亮堂了，分区清爽了，小推车能顺畅地从头推到尾。卖菜的朱师傅说，环境好了，人愿意多站一会儿，生意也跟着红火了。一个摊主的红火和一个主妇的舒心，是同一件事的两面。惠民不是恩赐，是把日子本该有的方便和体面，原原本本地还给人。

智慧停车场也是。从前找车位像“打游击”，如今手机能查空位，一小时内还免费。八十七处闲置地块盘活成五十二个智慧停车场，五千余个车位落进去。那些“金边银角”原来堆着杂物、长着荒草，现在停着车，也种着绿。口袋公园从二十六个长到三十余处，绿地新增六十万平方米，绿道五十六公里。“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从一句愿景，变成了推开窗户就撞见的事实。傍晚的时候，我常看见老人坐在长椅上摇蒲扇，孩子绕着花坛跑，风从树叶间漏下来，落在他们肩上，像一层薄薄的碎光。

《诗经·召南》里有一首《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召公巡行乡邑，在甘棠树下听讼断狱，不扰百姓，后人连那棵树都不舍得砍。惠民最怕的是花架子。“一刀切”看起来雷厉风行，实际上是把麻烦从街面赶到了看不见的地方，群众心里那杆秤一称就称出来了。突击迎检更不必说，检查一来全员上阵，检查一过恢复原样，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真正的创建是把功夫下在平时，像召公那样，把“办公桌”搬到群众脚边。十五个“爱心驿站”常年开着，外卖骑手累了能歇脚，环卫工人渴了能喝水；“3512345”热线有人接、有人跟、有人回。这些事情不轰轰烈烈，但它们日复一日地在那里，像马栏河的水，不喧哗，却一直在流。惠民的可感可及，不是一场演出，是一条河。

西关印象的修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惠民。那条街从唐宋肇始，明清鼎盛，曾是“川陕锁钥”，会馆林立，商贾云集。我们守着“修旧、饰旧、保旧”六个字，复建了黄孝子祠、三官台、土城门，把诗经文化、黄酒文化、忠孝文化重新嵌回街巷的肌理。房县诗人吴鹤立有一首五绝写西关印象:“未道音尘绝，又闻车马还。有诗经日月，割色点西关。”日月还是《诗经》里的日月，只是它们如今落在了西关的瓦当上、灯笼上、石板缝里。关雎广场、鹿鸣广场的名字从典籍里走出来，五十三岁的陈远翠带着“翠娃剧团”的退休老人们唱《关雎》，从西关印象的青砖灰瓦一路唱到北京、西安。她说:“不管怎么样，都要唱。不唱，它就没了。”一条老街活过来了。它给这座城的不只是游客和消费，是一种“我们这里有好东西”的底气。这种底气，是惠民最深的一层——让人为自己生活的地方感到骄傲。

微光成炬:唤醒泥土深处的力量

然而，一座城能不能真正文明起来，最终不取决于我们修了多少路、种了多少树、刷了多少面墙，而取决于住在城里的人，是不是愿意伸出手来，一起把它托住。

这个“靠”字，我是在三海村真正读懂的。三海村是房县的黄酒核心产区，四百二十七户黄酒作坊，年产五十万公斤，户均增收两万元。可早些年，这个村子被“人情债”压得喘不过气。婚丧嫁娶大操大办，满月、升学、乔迁、祝寿，名目多得数不清，单次随礼少则两三百，不少家庭一年的人情开支抵得上大半年的收入。村民陈嫂家的人情簿子记了厚厚几本，她说以前一个月光随礼就要两三千块，随出去的时候心疼，收回来的时候又欠着下一笔，日子就在这种来回里打着转。

转变不是从文件开始的，是从一场又一场户院会上的“算账”开始的。村支书给村民算了一笔“双向账”:大操大办花几万，收的礼金终究要还回去，是赔钱的“面子工程”；简办酒席，省下的钱投进黄酒作坊，设备迭代、产能翻番，是增值的“里子工程”。“咱三海人要的是‘黄酒香’，不是‘人情债’。”这句话一旦从村民自己嘴里说出来，事情就变了。“无事酒”减少了百分之八十七，省下来的六千余万元流进了黄酒产业，撬动全镇年销售额突破一点五亿元。七十四岁的“黄酒娘子”谭学云用简办酒席省下的钱添了恒温罐和灭菌机，酒缸里的温度稳了，口感稳了，产量也稳了，一年卖出五千公斤，收入突破十万元，还手把手教十几户邻居酿酒。村民邓平把份子钱投进标准化车间，销量翻过两万斤，收入近三十万。礼金变成了酒坊里的设备，宴席变成了产业里的本钱。人情没有变淡，它只是从酒桌上的推杯换盏，挪到了酒坊里的互助和日子里的共享。

《诗经·周颂·载芟》写的是三千年前一群人一起下田劳作的情形:“千耦其耘，徂隰徂畛。”成千的人两两并肩，在低湿的田地和田埂上一起除草、一起耕种。诗的末尾说“有飶其香，邦家之光”——劳动得来的饭食是香的，那是一起劳动的光荣，也是一个邦国的光荣。三海村的户院会，说到底就是一场当代的“千耦其耘”。群众从来不是等着被安排的客体。你给他们一个支点，他们能撬动的东西，比任何自上而下的设计都更结实、更有根系。全县二百八十一个村和社区修订了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常态化运转，“立约、传约、践约”的经验被中央文明办选入《精神文明建设口述史》编撰名录。制度当然重要，但制度底下那股自下而上的劲，才是真正的根。

志愿服务也是这样一寸一寸长出来的。退役军人“南水北调守井人”志愿服务队，巡河护水三万余公里，清理垃圾三百八十余吨。七十七岁的徐文林是队里最年长的“守井人”。他听说县里成立了守水护水的队伍，自己跑到关爱退伍军人协会要求加入，会长看他年纪大，婉言劝他回去。他往前一站，挺直腰板拍了拍胸脯:“我身板结实着呢。让我试试，不行我就自动退出。”从此马栏河畔多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身影，弯腰捡垃圾，蹚水过河，动作不比年轻人慢。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国家帮过我，我得记一辈子。”理发师李静，一把剪刀，一颗心，从一个人给困难老人义务理发，到组织起一群“红马甲”。二〇二四年暴雪封路的时候，她带着四十多名志愿者连夜铲雪，手指冻得通红也没有停下来。全县三百六十八支志愿服务队，四万余名群众参与守水护水。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在具体的时刻，做了具体的选择。文明不是“管”出来的，是“带”出来的。一个人弯腰，旁边的人看见了，下一次他也会弯腰。一座城的文明，就是这样从一个人身上传到另一个人身上，传着传着，就有了自己的体温。

西关印象的百戏楼里办过一场集体婚礼，八对新人在古街的灯火里许下承诺，没有奢华排场，没有高价彩礼。新娘说:“省钱省心，仪式感更足。我们要的是真挚承诺，不是攀比表演。”移风易俗最难的地方，不是打破旧规矩，是让人打心眼里相信，新规矩比旧规矩更体面、更值得。当年轻人自己选择用一场简约的婚礼来开始一段人生，而不是被习俗推着走，文明就有了它自己的腿。

松风入巷:听见时光深处的回响

写到这里，我想起宝堂寺的那棵古松。

尹吉甫镇的万峰山上，宝堂寺依天然石窟雕琢而成。寺旁有一方“古松磐石”，相传是尹吉甫年少苦读的地方。石旁的松树虬枝盘曲，树皮皴裂得像龙鳞，历经千年风雨，依旧苍劲。我陪外地来的客人去过几次，每次站在那棵松树下，听山风穿过林梢，都会想起《诗经》里那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三千年前的人在田间溪头唱出“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唱出“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那些声音穿过漫长的时光没有消失。它们落在了房县的街巷名里，落在了关雎桥的栏杆上，落在了三十六座诗经主题口袋公园的花木之间，也落在了公交站台和路灯上那些若隐若现的国风纹样里。

一座城最深的根，是它的文脉。文明城市创建如果只做面子，不做里子，就像一棵树只修剪枝叶，不往土里扎根。房县的幸运在于，它的土是厚的。尹吉甫的传说在这里，宝堂寺的碑刻在这里，西关印象的青石板在这里，黄酒的琥珀色在这里，人情新风从“债”变成“味”的故事也在这里。这些东西不是创建工作的装饰，它们是创建工作的土壤本身。你只有让文明长在这片土里，它才不会是吹过去就散的一场风。

不要老想着“我们做了什么”，要多想想“群众感受到了什么”。当一个腿脚不便的老人第一次不用扶着栏杆歇三次就能下楼晒太阳时，那才是创建真正的刻度；当一个主妇推着小车顺畅地走完一圈，心里觉得“今天买菜是件轻松事”，那才是创建真正的成绩。文明不是给上面看的，是给下面用的。用得上，用得顺，用得心里暖，才算数。

旧邦新命:把城池交还给它的主人

如今，房县已经进入了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行列。这是一张准考证，不是一张毕业证。往后的路还得一步一步走，一件一件办。

我想起那些在马栏河边晨练的身影，想起口袋公园里下棋的老人，想起农贸市场里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想起西关印象夜里亮起来的灯笼，想起三海村酒坊里那些把“人情债”酿成“人情味”的普通人，想起那个七十七岁还在河边巡护的白发老兵，想起暴雪夜里那些手指冻得通红的“红马甲”。文明城市创建的深处，站着的是这些人。创建的未来，依靠的也是这些人。

《诗经》里有一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房县是一座旧邦，两千八百多年的诗经文脉是它的底色。但文明这件事，从来不是把旧东西摆出来给人看，是让旧文脉长出新的日子。让一个老人下楼不愁，让一个主妇买菜不烦，让一个年轻人结婚不欠债，让一条河有人守、一条街有人逛、一个村的人把省下来的份子钱投进酒坊而不是酒席——这些事加在一起，就是“其命维新”。

我走在马栏河边的时候常常会想，三千年前在这片土地上采诗的人，听到的是农人的歌谣、女子的浅吟、林间鸟兽的鸣声。他大概不会想到，那些声音会成为一部经典，更不会想到，三千年后，一座城会用“文明城市”这个名字，重新把那些声音里的东西——人对人的善意，人对土地的珍惜，人对日子的认真，一点一点找回来，安放在街巷里、小区里、市场里、河岸边。

文明不是挂在墙上的。文明是楼道的灯亮了，是市场的路平了，是电梯的门开了，是酒坊里的火旺了，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多看了一眼、多伸了一把手。把创建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说到底，就是把一座城交还给住在城里的人。他们笑了，城就亮了。

马栏河的水还在流。从化龙堰的小羊子山流出来，绕过军店，穿过城关，经过青峰，从尹吉甫镇的珠藏洞汇入南河，一路奔向汉江。它流了千万年，还会继续流下去。而我们要做的事，是让这条河两岸的日子，配得上它的漫长与清澈。

这，就是我在房县，在每一个清晨和黄昏，愿意一直扎根做下去的事。